误入蒙古国境
6月5日，我们从一个叫白音淖尔的露营地出发，全团沿着敌人的马蹄印向西北方向追击。约到下午四五时，在广阔的草原上出现一座大山，山南侧有3个大水泡子，水泡边上有人马住过的痕迹。走上山顶，只见上面有一座大敖包，敖包上插着蒙古族习俗的玛尼旗杆。用望远镜向远方瞭望，看到北面沙漠上有马群，大家都认为是土匪无疑。当时太阳已快落山，故没有行动。
第二天凌晨3时左右，攻击开始了。当部队距离马群位置约1公里时，对面的机关枪和冲锋枪向我方射击。冲在前面的康俊生排长跑回来，报告说：“对方有电线杆、阵地和岗楼，还有蒙古包。”这时，团领导意识到部队已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随即下令迅速撤回。当时，冲在前面的二连指导员石宝泉也发现对方是蒙古国边防军，故没有开枪还击，结果，部分官兵被扣留。团司令部军务参谋额尔敦巴图冒着对方的炮火跑上去联系，对方停止了射击，出来一个中尉军官，同额尔敦巴图接谈，双方都承认是误会了。蒙方讲，我们已进入他们国界15公里，要求我方放下武器，听候他们的上级前来处理。开始，我方战士坚决不同意，可对方一再坚持，无奈，额尔敦巴图便回团报告，其余人马留在那里。
团领导研究后决定，由乌尔图政委带卫生队长包琪、司令部参谋额尔敦巴图、白乙热图和我，乘一辆胶轮大车前去蒙方的边防站。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叫那木斯来扎布的上校军官。乌尔图政委先把因剿匪误入蒙古国境内的过程作了介绍。上校军官讲：“你们是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我们是乔巴山领导的军队，都是共产党的军队。为了消灭敌人发生这样的误会，表示理解。尽管如此，但毕竟是两个国家，我们作为当事人，这样大的事情作不了主，已向国家内务部报告，人、武器、马匹都留在我方，你们放心。”这时，白玉堂排长对我讲，有的蒙方战士讥笑我们说，你们穿的那样破烂不堪，到6月份还没有单衣，棉衣的棉絮都露在外面。还说，你们的武器类型杂七杂八，什么型号的都有。你们看我们穿的都是呢子衣服。我们的战士听到对方的言论，感到受到侮辱，十分气愤。
我把白排长反映的情况对那木斯来扎布上校讲后，他说：“我们战士的那些说法都不对，你们处在战争时期，尚未取得全国政权，穿的破烂不堪，说明你们军队的艰苦奋斗作风，武器型号杂，说明你们的武器装备取自敌人，靠战斗中的缴获来武装自己。我们的年轻战士不懂事，我们一定好好教育。请你们的达如嘎（长官）告诉你们的战士，不要把这些不懂事的娃娃们的话放在心上，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不这样看。”经过会谈，双方取得了谅解，达成如下协议：
1. 双方把我方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43人名单（包括7名干部）都上报给各自领导，听候上级决定。
2. 蒙方保证我方人员、马匹、武器的绝对安全。
3. 蒙方保证生活供应和医疗。
4. 对被蒙方误伤的两名重伤员特古斯和齐木德同志，蒙方负责送他们的医院治疗，伤愈后交还我方。
达成协议后，我们回到团部驻地。
此行给我们深刻印象。蒙古边防军对我们非常礼貌，热情友好，对被扣留的人员的待遇也同他们自己部队一样，干部吸纸烟，发给战士烟末用纸卷着抽。蒙古边防军的住房和工事伪装得非常好，从中方一侧看全是草原，而当我们走进蒙古国界从北向南看时，营房的门、墙和工事便看得清清楚楚。
全歼胡图凌嘎匪帮
6月8日，正当我们在喇嘛库伦以西搜索敌人时，师部来电报说，就在我们误入蒙古国境的同一天，一师李参谋长、二团参谋长满良率领二团，在中蒙边界的巴拉尔山图地区将胡图凌嘎匪帮包围。经过激战，残匪窜至蒙古国的毕其格陶勒盖边防站附近。二团一连在连长胡格吉勒图、指导员鄂玉良的指挥下，同蒙古边防军一道，将敌“蒙边骑兵纵队”全部歼灭，胡图凌嗄等7名匪首被当场枪毙，俘敌304名，缴获步马枪160枝，马400匹。我方指导员鄂玉良同志牺牲，2名战士负重伤。这次歼敌的战场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15公里处。这两次误入蒙古国的连队，经蒙古国与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乌兰夫磋商后，几天后便回到原部队。我见到石宝泉指导员，问他在那边的情况。他说过得不错，吃了几天面包和香肠，蒙方还告诉他们，南京和上海都解放了。
当时，由于我方还处于战争环境，加上交通不便，经内蒙古军区批准，304名俘虏全部交蒙方关押，到1950年才移交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经过审理，判处死刑2名，判处有期徒刑70余名，其他全部释放。这是后话。
至此，我们部队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爬山卧雪，忍冻受饿，栉风沐雨，终于将锡林郭勒盟的土匪全部消灭。骑兵1师在锡林郭勒剿匪作战共30余次，干部战士牺牲27名，作战负伤33名，冻伤几百名。毙伤敌匪120余人，俘虏82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7挺，各种枪支370余枝，马3000余匹、骆驼70余峰，从而受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的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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