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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是在毛泽东建议下，于1945年2月至7月，中共七大前后，断断续续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楼下一间小型礼堂内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时多时少，多时30余人，少时一二十人。而到会最多的主要人员有刘少奇、彭德怀、薄一波、杨尚昆、林彪、安子文、罗瑞卿、萧克等，会议推选薄一波为主席，由薄一波自始至终主持这一形式独特的会议。
座谈会原来的议题为总结华北敌后抗战工作，在康生发难下，同时受中共整风运动中的“左”倾影响，转向对彭德怀的批判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这次座谈会的主要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工作。但在他心里还有一层想法，在华北，无论是地方上还是军队里，有不少人对彭德怀在军事指挥和领导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各种错误、缺陷有看法，时常在背后议论。因此，很有必要找一种形式，让这些人把对彭德怀的意见提出来。就是彭德怀本人也这么说：“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让大家批评批评也好嘛。”
在座谈会转轨“批彭”的初期，彭德怀在会议上作了一番自我检讨，检讨涉及的问题既有军事方面的，也有政治上的原则。例如党内外众说纷纭的百团大战，彭德怀承认“战役的弱点是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但他又说：“敌人在1941年、1942年对我们打击这么厉害，是否由百团大战引起？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反击怎么行呢？”在一些政治原则问题上，彭德怀检讨了抗战初期对“与国民党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未加对具体对象的分析，在“整军运动中未解决群众路线问题”，还承认在1940年的黎城会议上（即中共北方局召开的太行、太岳、冀南等抗日根据地高干会议）所作讲话的错误观点，包括“对日敌治安强化运动的新阴谋半年来未加研究，造成被动”，以及“对皖南事变不够冷静”等等。
彭德怀作了检讨后，接着进行的会议，就完全远离了“总结华北敌后抗战工作”的议题，转向为集中火力向彭德怀提意见，最终演变成对彭德怀的猛烈批判。
首先打响批彭重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康生还担任着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延安整风期间主抓“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首先发难，在会上作了对彭德怀抗战以来历史问题的“清算”性发言，极具批判火力。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写到：“康生气势汹汹地对彭德怀说，你在抗战时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你不懂根据地建设的规律，不发动群众。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力量，把日军的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
正是基于康生所处的特殊地位，在他轰出的第一排“炮火”后，就得到其余“炮火”的群起响应。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康生所起的作用外，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即延安整风运动中某些“左”倾做法的潜在影响。另外就是彭德怀的个人原因。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猛张飞”的八路军悍将，性格刚烈，多年以来在党内、军内积怨蓄祸，几乎到了四面树敌的地步，很多人对他意见纷纷，只承认他的革命忠心，不赞成他的领导艺术和指挥能力。这种时候，大家自然是“同仇敌忾”，合力猛烈批评彭德怀。于是会场上出现了一幕幕令人不可思议，甚至令人寒心的场景。比如百团大战，当初几乎所有人都唱过赞歌，连毛泽东也喝彩过，曾经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彭德怀发过一封电报，电文称：“百团大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批彭开始后，与会者一致地批判这一战役。后来，随着会议的深入，对彭德怀的批判越来越矛盾，牵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直至上升到反经验主义、反教条主义的高度来批。康生甚至直斥彭德怀为经验主义者。
会议将彭斥为“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把彭传达王明讲话，批为执行王明路线，把彭的工作失误批为错误路线，把与毛泽东的不同意见，批为闹独立
所谓的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实质上与反王明路线有密切关系。王明于1931年至1934年，在党内推行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路线，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抗日战争初期，他在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又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把中国共产党对敌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拱手相送给国民党，使革命力量再度受到损失。而且，王明政治上野心不泯，不时觊觎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在党内搞了很多或明或暗的名堂，使毛泽东处于尴尬、为难的境地。在抗战初期，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中共华北军分会，就因为对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缺乏整体、明确的意见，被毛泽东和中央看成是经验主义，并且认定为受到了王明投降路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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