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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交官战争一线亲历：“中国”二字是护身符 |
时间：2008-5-4 19:37:42 评论 条 查看评论 |
面对横在眼前的不利因素，杨涛和同事们为了当好这架“人梯”，决定以最原始的方式接触。
“过去，我只能从新闻、报纸和电话中看到一个战乱的国家。但到了阿富汗才明白，战争对基础设施、国家机器的破坏能达到怎样的程度。”杨涛告诉记者，当时喀布尔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只有一个70公里外的美国军用机场。当小组乘坐联合国的16座小飞机降落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只有遍布狭窄道路两旁的地雷、美国的狙击手和一辆新政府派来的车。
“当时阿新政府刚刚成立，人心惶惶。车子把我们从机场送到使馆后，就再没出现过。”他说。为了尽快与新政府恢复接触，第二天上午，小组干脆自己找了一辆车，绕过满街的线、旗子，冒着遭遇地雷的危险，去了阿富汗外交部。
“但是，因为没有电话系统，你在去之前根本不知道要找的人在不在。”杨涛说，找不到人是家常便饭，又没有电话、手机，怎么办？“为了不漏过任何联络的机会，没说的，坐在那儿等！有时一等就是一天，第二天接着去。”
就是这样的锲而不舍铸就了一系列辉煌“战果”：在复馆小组的推动下，卡尔扎伊在政权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2002年2月，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也顺利恢复了运作。就在新一批使馆人员前来阿富汗交接工作一周后，杨涛却与同事们一道，悄然离开了阿富汗。
回首这段“人梯”岁月，已经是外交部国际司安理会事务处处长的杨涛满怀深情。它也许并不惊心动魄，但琐细与坚韧同样值得珍藏，因为它们才是人生的底色。
蒋旭：为了人质的命运
2005年1月20日晚上10时，刚完成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任务回国才4个月的蒋旭接到外交部电话：“你的护照还有效吗？”
蒋旭立刻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参加由时任亚非司司长翟隽为首的3人工作小组，赶赴伊拉克解救人质。蒋旭当即赶到外交部查航线，“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伊拉克！”
“用我们换也要把人质换回来”
2005年1月18日晚，有报道称8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劫持。
人质事件发生后，外交部、中国驻伊使馆立即与伊拉克临时政府及当地上层宗教人士广泛接触，并联系了在中东很有影响力的半岛电视台和阿拉比亚电视台。北京时间2005年1月19日零时、上午5时、下午1时，翟隽先后3次接受电视台的连线采访，指出被劫持者是普通中国公民，呼吁劫持者尽快释放人质。
1月20日晚，外交部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翟隽率领特别工作小组赶赴伊拉克，靠前指挥、解救人质。
21日，小组立即取道法兰克福飞抵约旦首都安曼。23日，工作小组终于搭乘每天唯一一班航班抵达巴格达。一个小时之后就传来消息，有人通知中国使馆接人质的时间和地点，还提供了8名人质所处位置的信息：距离巴格达100多公里的逊尼三角地带。
去还是不去？这消息准确吗？万一是个陷阱怎么办？
组长翟隽很坚定：不管是真是假，都得去一趟。我们的任务不就是安全解救这8名中国公民吗？蒋旭说，当时翟司长的话让人印象深刻：就是用我们几个人换，也要把这8名人质换回来！
时局混乱，小组及使馆工作人员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衣，在使馆武警的保护下立刻前往逊尼三角地带，争取与劫持者正面接触。在一处清真寺里，他们与几位当地宗教人士和武装分子见了面，经过一番交涉，劫持者终于同意把8名人质交给工作组。人质在清真寺一看到中国人，就知道自己有救了，他们从惊惧转为激动。
蒋旭和同事们把这8人安顿好，迅速护送他们回国。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他们的福建老家，小组选择了衔接最紧密的航线：在一天之内，从巴格达到安曼，从安曼到巴林，从巴林到香港，马不停蹄。最后经过四起四降抵达福州。踏上了家乡的土地，8名中国公民的心踏实了，蒋旭也松了一口气。
圆满完成解救人质的任务后，第二天早上蒋旭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身边没有战火，院子里鸟语花香。“很宁静，周围是和平的气息。从巴格达回来之后，才真的感到在安宁的环境里生活是多么幸福。”蒋旭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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