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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鉴之外，“日本”和“日本人”这两个词，已经融入了中国人主流语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似都对“日本”和“日本人”有着自己深刻的、坚定的见解。我甚至于常常想：如果没有日本的话题, 中国人的生活会不会单调? 如果没有日本这个被诅咒的对象, 中国人的心理会不会失衡？如果没有日本这个卧榻之侧的劲敌, 中国人还会不会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写进国歌、日日吟唱？
对于国人强烈的仇日心态，我一贯对口水抗日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对“师夷长技”持热切的期盼态度（参见拙作《油彩下的历史脸谱——琐谈对日史识之病》，本刊2008年3月下）外。如今看来，这种仇日情绪于国于民未尝不失为一种心理诊疗手段。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这样一个假想敌的真实存在，或许能有效地凝聚民心士气，弥合乃至转移内部矛盾，多少减轻些内部摩擦。管理学有所谓的“鲇鱼效应”，日本就是可以用来时警醒民众的“鲇鱼”，起到忆苦思甜的作用。
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口水抗日的功用或许更在于能极大地宣泄个人的不平心态，尤其在这个风云激荡、容易积郁的改革年代，有利于心态的调整。
我曾从ABC电台的访谈节目中, 听到一个独特的点评：戴妃葬礼上有很多人哭泣, 其实并非为她落泪，而是为自己伤怀, 他们内心需要借助一个名人（象征性符号）的死亡, 来发泄自己忧伤的心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媒体在报道一个大灾难时, 很多人内心反会受到安慰。言辞上激烈抗日的人，究竟是真想对日抗争，或许只是感时伤怀而已呢？
国家竞争，固然需要激情，但更需要冷静，这和近身肉搏需要气定神稳的道理是一致的。日本作为我们的“全民公敌”和“移情寄托物”，给了我们难得的全民认同的宣泄口；而日本作为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未必是变革年代所独有的心浮气躁。
进一步看，即使民意只是寻找宣泄的出口，但一旦汹汹成势，就能裹胁政策，再加上政府对民意浪潮的本能的规避或有意识的引导，其势必更为汹涌，最终形成国家意志的宣泄。中日民间的敌对情绪，在考量中日之间冲突的必然性以及可能达到的烈度时，是一个不能被漠视的重要向量。
后现代战争是否可能?
中日百年情仇，到如今的核毁灭+信息化时代，“冷”竞争还有可能成为“热”战争吗？
一些西方学者的确认为，战争作为一种强迫服从的工具，其意义在核时代大大降低。“后现代战争里没有赢家”，因为“后现代战争卷入了太多的冲突势力，主战方的算计和意图不再有决定性价值” 。而战争参与方的算计、意图和意志，一直是克劳塞威茨军事理论的核心内容。
美国防御现实主义大师范·埃弗拉（Van Evera）却认为“很多战争的理由，都是不必要或不充分的”（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换言之，实际上战争并不需要严谨的理由论证。
托夫勒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生产方式, 也会有相应的“毁灭方式”。18世纪的军事理论一度以防御优先，但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式战争改变了这种论调。在1914-1917的几年中，双方数百万军队长时间地困在战壕中比拼耐心，几乎成就防御主义的“垄断地位”, 但德军的渗透战术以及英军的坦克突破等军事革新，轻易就瓦解了防线（War and Anti-War）。
海湾战争的军事分析家佩里·史密斯(Perry Smith)则认为：“技术的发展能让我们在不牺牲士兵性命的前提下摧毁一个军事目标的关键部位, 而且也不必完全摧毁整个目标。我们只需要阻止敌人的发动机转动, 或者破坏控制开火的计算机系统, 就可以造成敌方的瘫痪”（War and Anti-War）。
显然, 新的生产方式, 新的技术, 带来新的战争形式, 使得战争可以继续进行。在后现代战争时代, 老式的屠杀观念必然向新观念过渡, 相应地, 也必然有后现代战争的军事战略理论来应付战争的异质性特点。
无论如何，以战争的难度来否认战争的可能性，对于人类创新能力来说，简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藐视。何况，对于中日两国来说，从钓鱼岛到东海大陆架，从战争认识到台湾问题，从经济竞争到食品安全，有着太多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关键时刻都有可能成为剧变的引线。“战争如同爱情，总能找到自己的路”（War is like love, it always finds a way），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说到了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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