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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中国重灾录：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 |
时间：2008-5-15 18:44:10 评论 条 查看评论 |
20世纪在中国还发生过多次类似SARS这样的疫潮，比如说1910年，清朝末年，发生了东北特大鼠疫。那次鼠疫跟这次SARS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动物传给人类，第二是飞沫传染疾病，第三是肺科的疾病，第四是沿交通线迅速地扩散，第五造成严重的地区性恐慌，第六是跨国界的，俄罗斯和中国都发生问题，第七是政府采取了隔离措施。很多事情非常的相似。最后全世界在中国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不简单的。
大家知道，1988年上海发生了“甲肝”——甲型肝炎，这个“甲肝”，跟这次的SARS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在时间上非常相似，元旦开始出现，春节形成高潮，春天爆发，然后又突然消失。当然，有一点不同：肝炎是人类有认识的，有疫苗可以防范。但是1988年的这么大的一场肝炎，发病的高峰每天有一万个病例新增，上海的医院根本没有充足的病床可以供病人住院。这次“甲肝”总共导致40万人染病，引致40多人死亡，肝炎啊，直接死亡40多人。大家再想一想，在物质贫困时代，中国人，得肝炎是得不起的，丧失劳动力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你要在报纸上去寻找它的数据，你会找不到，轻描淡写，没有多少。
我们来说一说这次的SARS。荧幕上是我的朋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贺延光在SARS中间拍的一幅照片。贺延光拍了几千幅有关SARS的照片。谈到中国对于SARS的报道，贺延光说，灾害就是灾害，死亡就是死亡，为什么我们的报道里，你看不到这种死亡的真相？这样贺延光就拍下了这张照片：一个病人刚刚死去，旁边是一个无奈的医生。
大家知道4月20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下台了。下台了以后，在北京的报纸上，前一时期的寂静无声，变成了震耳欲聋的“非典”的报道。4月23日这一天，《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在“非典时期的怕和爱”专栏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北大学生的来信。我把这个来信给大家念一遍，它的题目叫《请为我的父母祈祷》。这个大学生的文章说： 4月21日晚，父母把我叫回了家，吃饭时他们告诉我，他们所在的医院，已经被北京市卫生局指定为SAR S专门接收医院了，一个星期之内将清空所有的病人，集中所有的医护人员，专门救治“非典”病人。他们叫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并让我带够衣服和钱，叫我以后不要回家了，他们也会被封闭在医院，不能出来，什么时候能出来，也是未知数。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晴空霹雳一般，当时不知说什么好，半天说出一句：你们会不会感染上？可是谁都知道，赶上这事的医生的感染率是相当高的。我想让他们辞职不干了，我说，以后我上班养活你们！父母只是笑笑，说我孩子气。由于他们都在一个医院工作，所以可以享受只去一个人到医院的待遇。(就是她父母同在一家医院，就可以一个人去SAR S病区，一个人不去。)当我要求他们只去一个人时，他们几乎同时说：“我去！”父亲说，他是一家之主，有责任承担这个危险；而母亲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去的话，那就是她去。他们就在饭桌上就这么平静地争着，而我的心就像被刺破了一样，我不相信我的家有一天会要面临这种生死抉择。他们让我决定谁去，我快要哭出来了，感到极度的无助和伤心，我喊着：“无论你们谁染上，咱们这个家就算要完了！你们谁也不许去！”最后母亲慈祥地看着我，说了一句我一想起来就要流眼泪的话：“你以后会有你自己的家庭的，你已经长大了。”母亲说这句话时那慈祥平和但又不容置疑的口气，让我心碎欲裂：“我和你爸爸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谁去都不放心，就像你现在不放心我们一样。所以叫你回来之前，我们已经决定了，两个人都去。比起那些孩子还小的同事，我们感到幸运多了。”此时我的叫喊、我的眼泪已经无济于事，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我又一次求他们放弃这个工作，不要去，我现在打工挣的钱三个人够用了。父亲说，他做了三十多年的医生，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决不能愧对“医生”这个称号，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坐在那里傻傻地发呆。电话响起来，是父亲医学院的同学听说了这个消息，打电话来问候。父亲还在电话中说，要是他“光荣”了(内地的话就是说如果他遇难了)，就是他们这个班第一个为医疗事业献身的人。母亲安静地给我收拾东西，我本来每周都回家，但这次，他们给我带够了换洗的衣服，我只能这样回学校了。一想到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才能见到我的父母，我就泪如泉涌。街上各色各样的行人，有的跟父母一起出来，去超市购物。我想我的家本来也同他们是一样的，我的父母下班后也会去超市，去菜市场讨价还价，他们本来不是什么崇高的伟人，他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是这个时候他们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已。我多年来养成的玩世不恭、叛逆不羁，在瞬间土崩瓦解。我多想再听我妈妈的唠叨，而不是从今天起为他们担惊受怕，有家不能回。我现在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回到实验室坐在计算机前发呆，每到吃饭时就忍不住流眼泪。我亲爱的朋友，请为我的父母祈祷，祝他们平安好吗？这也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谢谢你们，祝你们和你们的父母都健康。
从唐山地震，到这次SARS，我想说，“人”这个字，终于在我们面前树立起来了。尽管我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尽管SARS的消息一度被封锁、被阻隔，然后导致了非常大的悲剧，但是4月20日，当卫生部长、北京市长下台之后，你看我们的报纸，包括党报，终于可以堂而皇之把“怕”、把“爱”放到他们的头版。这就是时代，这就是历史。真的，如果一个人他连怕的权力都没有，你怎么期望他去爱？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压抑他的恐惧、压抑他的怕，这个怕，只能变成一种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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