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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与吐蕃的世纪冲突：争夺战略要冲灵州 |
时间：2008-4-15 18:23:05 评论 条 查看评论 |
受制于特定地理环境的游牧经济对自然条件有很强的依赖性，具有很大的动荡性、不安全性和强烈要求的互补性。这一特点决定了西北游牧民族总是“力图掠夺和建立商业关系的理想对象”。这一“理想对象”的选择对于她们来说只能是定居的中原农业民族，因此，在我国中世纪史上每每崛起的西北游牧民族总是向中原地区表现出强烈的内向性。由于他们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使他们“对文明国家商品的需要更甚于文明国家居民对游牧民族居民的需要”。所以“在有利条件下，游牧民族企图用武力侵占来代替以经商途径获得商品，和平商业往往让位于侵略和出兵征服”。这一有利条件就是“每当游牧人潜在的压迫力和定居国家正常所具有的抵御力失去了平衡，几乎必不免有以启其端”。唐蕃灵州之争正是发生在唐“安史之乱”之际。灵州地处“塞上江南”的宁夏平原，发达的农业经济对吐蕃有很强的引力和刺激作用，而以游牧经济为主体的吐蕃“居寒露之野，物产薄寡，师无馈粮，以囱获为资”。其“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体现出了游牧民族历史运动轨迹显明的节奏感。因此，正是由于地理环境制约下的两种生产方式的对立，决定了战争成为我国中世纪史上民族间的“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造成了对立大于统一，战争多于和平的悲剧性的民族关系。尽管自汉王朝以后，民族间的茶马贸易没有中断过，甚至愈加发展，但这毕竟是杯水车薪，茶和马甚至成为民族之间相互遥控的战争武器。所以说，“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对抗性的社会里的民族关系。因此，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不是和谐地开展，而是往往伴随着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或者是通过民族冲突或民族压迫来实现的”。战争一方面破坏了生产力，带来了毁灭和残杀。但是，这在我国中世纪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一场血与火交织的悲剧。另一方面，战争又是我国中世纪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直接媒介，是“民族融合的必经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对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并且对我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起了一定的熔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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