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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开浩然在文革时期与江青交往的真相 |
时间：2008-4-1 22:28:55 评论 条 查看评论 |
过去的错了。如今要求我回答的是向党、向人民认错、改错。而最好的认错、改错，是拿出实际行动。我要跟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肃清他们对我的毒害，深入到农村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世界观。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把步子迈正，把创作搞好。我现在虽然身体不行了，但还年轻，还能为党工作一二十年。我要用党和人民给我的笔，写出较好的作品，以功补过，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誓言，更是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要求和希望。我是有信心的。这个大跟斗跌得很重，是损失，也是收获。如果能从积极方面接受教训，会成为宝贵财富，使我受用终生，我将变得聪明起来、坚强起来。光明的中国，自有每个革命者的光明前途。迷途知返，我要勇敢地前进！
我的检查很不深刻，我愿意继续检查，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这篇思想检查实际上是大会召开后，我以会议发言为蓝本写的。主持会议的是市委文教组的王利民，他说我很真诚，说的都是真心话。他说得对，我的确没有半点隐瞒。但那是70年代，写什么都要加一大堆套话，所以今天读来好像是在敷衍。当时刘少奇还未平反，我将他和“四人帮”、林彪并列在了一起。这篇文章本来是给《北京文艺》写的，但市委看了不同意发表，认为没必要把我的错误大肆宣传。他们有自己的考虑。
关于和江青，我觉得还有些补充。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关于《艳阳天》的，她说看到小石头的死，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作为读者，她的看法和我很相近。她很喜欢《艳阳天》。说实话，第一次见面，我对她印象不错。她请我看的苏联、日本电影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我不愿和她一起看，太紧张。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好多人眼里都流露出嫉妒，这我心里明白。有些军队上的人让我给江青转信，我从没转过。因为觉得转了她也不会看。信的内容并不像后来传的那样是效忠信，只是一些具体事务，军队的、地方的事向中央反映，没什么特别惨、需要帮助的。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是调用海军飞机送我们去的西沙群岛。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赵 紫阳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机跑遍西沙诸岛，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懂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
那时在西沙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张永枚写诗较快，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全稿。
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那次被市委从延庆叫来，就是让我去开会的。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门前，我走进会场，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迎出来说，会议已开始，怎么才来？这是谢静宜。到了大餐厅，坐了几百人。谢静宜说，他们到了。我们正要低头找位子。江青站起来说，还往哪走？就坐这儿。让我们坐到她那一桌。那天江青把张天民骂了一顿，说无大错，还有小错。张永枚被江青点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有一次别人刚扫完，他又扫，走近告诉他，他竟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人看。
后来，张永枚变得有些不正常，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说月亮很圆，一会儿说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门，他老是把门反锁上，非常紧张。听说他后来曾送进精神病院，前些年他还给我寄过材料，有过联系。
回北京的火车上，于会泳对大家说，回去后对谁也不要说这里的事，否则会受干扰。我回京后就向市委汇报详情，并说要写建军五十周年剧本，已分配张天民写大庆，张永枚写赤水，我写井冈山。我不熟悉军队生活，有为难情绪。市委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我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于是，就安排我除夕之夜住院，一开始送到朝阳医院，听说周扬住在那里，连忙换到三一医院，躲在病房里改写《金光大道》第三部。1976年4月清明节发生天安门事件，在天安门广场清场之时，我接到市委一个紧急电话，要我赶快离京上《井冈山》创作组。
当时江青有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有时在钓鱼台开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她曾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作家。
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太小，顾虑重重。
江青没透露过要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于会泳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领导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 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又想当官又要创作是不行的，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是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我曾跟吴德说，可别让我当官。吴德说，我当不了家，我不好说话
后来有文章说据刘庆棠透露，1975、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我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江青确实有把我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予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
1976年9月，我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我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由于大会堂空调较冷，我因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我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四人帮”垮台时我正在上海出差，消息是《收获》老编辑郭卓偷偷打电话告诉我的，说北京抓了几个人，上海不能久呆，赶快回京。我胡乱猜抓了哪几个人，独独漏了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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