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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开浩然在文革时期与江青交往的真相 |
时间：2008-4-1 22:28:55 评论 条 查看评论 |
这部作品因“四人帮”被粉碎没有写成出笼，在创作活动中我一直托病没有执笔，但从思想本质上看，参加《井冈山》的写作比写《西沙儿女》的行动本身，错误更为严重。因为写《西沙儿女》时，我对叛徒江青确实还没有什么认识，完全被她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所迷惑。到了写《井冈山》时，我跟她有了接触，有了一定认识，却没有舍得一身剐地斗争到底的勇气，我怕受到迫害，怕失掉写作权利，怕影响儿女们的前途，怕株连朋友，等等，实际上是个人主义的一个暴露。因此，我的教训也是最沉痛的。
我在工作上受了“四人帮”的利用，首先思想上受了“四人帮”的毒害，而思想受毒，远在叛徒江青拉拢我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四人帮”鼓吹的一套反动文艺理论，我在思想上接受了，并在创作上实践了，在言论中大量传播了。那几年，我在各种场合、许多文章里说过不少错误的话、过头的话、无知的话。我毒害了青年业余作者和读者，伤害了老作家，也危害了党的事业。我一想到这里，便悔恨不已。
“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我第一次接触林彪同江青炮制的《纪要》时，并不理解。因其属于中央文件，是上边批发下来的，对“文艺黑线专政”这句话，在理论上并没有怀疑。我1964年10月一搞专业创作，就是“文艺整风”，贯彻毛主席对文学艺术的两次批示，我觉得那批评是严厉的，文艺界的问题是严重的。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接触到实际问题，眼看着把大批作家打倒、把大批作品封禁，我从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因此，我被选为市文联“文革”负责人以后，跟同志们一起，对大多数作家和干部采取了保护态度。后来由于刘少奇1、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和一些同志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我不得不强制自己承认错误，承认保护了“黑线”、压制了向“文艺黑线造反”的革命群众。不久，文联被“砸烂”，我和全体同志被当作“黑店”的伙计赶出大院，接着挨整，肃“黑线”的流毒，最后灰溜溜地下放劳动。这一切，留给我精神上的创伤是深刻的，对我的思想影响是严重的。重新回到写作岗位以后，正赶上“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疯狂时期，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批“文艺黑线”，今个反“复辟”，明个反“回潮”，“四人帮”制造起来的这股子“文艺黑线”的旋风，时时处处地吹刮翻卷。久而久之，就把我吹迷糊了，林彪、“四人帮”那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理论和他们对付所谓“文艺黑线”的残酷现实，就互为作用地使我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艺界“一团漆黑”这样一个概念。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艺战线像其他各条战线一样，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事实上，被《讲话》哺育起来的一大批老作家，从战火纷飞中磨炼过来，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丰富的生活积累、纯熟的艺术修养。建国后，他们深入社会主义火热的斗争生活，写出大量受工农兵欢迎的优秀作品，这是铁的事实。对这些作家和作品，我没有一概否定和一概打倒的思想，也没有具体地参加过“四人帮”的任何砍伐活动。但是，已经被林彪、“四人帮”那股邪风吹糊涂的我，不仅不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当“老保”，反而跟在“四人帮”的喉舌边，喊叫“十七年被一条文艺黑线专了政”的口号。尤其严重的是，把业余创作的活跃，看成是所谓“文艺革命”的成果。我把“帮气”十足的文学作品、电影、会演一度增加，自欺欺人地说成是“文艺春天的来临”，替“四人帮”粉饰了悲惨的现实，麻痹了广大群众。这是我的又一严重错误。特别是北京市的业余文学青年，他们信赖我，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正确的帮助，我在主观上也想热心地给他们一些帮助，可是中了“四人帮”毒害的我，也把一些毒当作糖灌输给他们。他们的健康成长受到妨碍，我要负很大的责任，我对不起他们。
我在“四人帮”那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旋风里迷失了方向，承认了十七年文艺界是“黑”的，我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也就处于极端矛盾的状态。十七年是“黑线专政”，那么我这个十七年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工作者，又如何解释呢？我觉得自己不是“黑线人物”，我当时是不受重视的、是被“黑线”压制的。我把自己初学写作时，一些作品没有被发表，牵强地说成是被“黑线”压制；把没让我参加文代会说成是不受“黑线”重视；甚至把一些同志出于爱护而对我的批评和指教，也曲解为“黑线压制”，这是极其荒唐的。我向这些被我伤害了的同志诚恳地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因为接受了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的谬论，我就不能不承认自己这个从十七年走过来的人也中了所谓的“黑线流毒”，在一些场所，把自己过去接受的一些艺术上的问题，也作为“流毒”来清理。同时，用“四人帮”的艺术标准，特别是所谓革命样板戏的创作模式“三突出”、“根本任务论”，以及写矛盾冲突的一套谬论来衡量自己的旧作，就觉得有些东西不够标准了。编选“文化大革命”前的短篇《春歌集》、《幼苗集》的时候，我把曾被一些同志肯定的作品，如《晌午》、《蜜月》等，视为是有“毒”的作品加以删除。搞新的创作，我使劲地学习样板戏的经验，明明感到是框框，强硬着往里钻，我对长篇作品必不可少的成长人物、被争取团结的人物，抱着极小心的态度对待，尽可能少写，怕犯“中间人物论”的错误。我在生活中获得了新人新事的短篇素材，如果没办法加进“阶级斗争”的线索，宁肯放弃，也不写，怕蹈“无冲突论”的旧辙。我机械地强调创作为政治服务，不多谈创作技巧，怕触犯“为艺术而艺术”的禁条。我尤其把“四人帮”那个“根本任务论”当作自己认识上的一个“提高”。总之，我把林彪伙同江青炮制的《纪要》所否定的，都当成“错的”、“旧的”，而把“四人帮”鼓吹的一套“样板戏”经验，都当成是“对的”、“新的”。所以我就声称跟“黑线”决裂，走“新”的，也就是以样板戏为榜样的创作道路。我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否定了自己过去十七年曾经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所走的道路，而把自己禁锢在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框里”，表现在创作实践上，必然铸成了写出《西沙儿女》这样的错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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