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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大元末期，为防止各族人民的反抗，元朝统治者大肆搜刮民间兵器。禁止汉人持有兵器；汉人、南人民户所有的铁尺、铁骨朵、带刀子的铁柱杖，概皆没收（《元史》卷105《刑法志》四；《元典章》卷35《禁递铺铁尺手杖》）；民间各庙宇中供神用的鞭、筒、枪、刀、弓箭、锣鼓、斧、钺等物，也均在被禁用之列（《通制条格》卷27《供神军器》）；就连农家生产上用的铁禾叉也严以禁用（《禁约军器》）。至元五年规定：私藏全副铠甲者处死；不成副的铠甲，私藏者杖五十七；私藏枪或刀弩者够十件之数的处死；私藏弓箭十副者处死(每副弓一张，箭三十只)。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五月，将汉地及江南所拘弓箭兵器分为三等，下等的销毁，中等的赐近居蒙古人，上等的贮于库，归当地行省、行院、行台执掌。如无上述机构设置的地方，则归达鲁花赤、畏吾儿、回回居职的执掌。汉人、新附人虽居职者无有所予（（《达鲁花赤提调军器库》）。对色目人的军器，有时亦加以拘禁。
在法律上，其条文亦渗透着民族压迫的内容。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朝廷颁布了禁止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禁令（《通制条格》卷27《汉人殴蒙古人》）。后又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扎死汉人，只需仗刑五十七下，付给死者家属烧埋银子即可；汉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以死刑，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元典章》卷42《刑部·诸杀》）。由此可见，杀人者死的法令，实际上仅适用于汉人而已。蒙古官吏犯罪由蒙古官审理；四怯薛（禁卫军）及诸王、驸马、蒙古人、色目等人犯奸盗、诈伪，由大宗正府审理；汉人、南人犯盗窃罪(已得财者)均要刺字，或刺臂，或刺项，唯蒙古人不在刺字之例。
在民族政策上，全国实行四等人制，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这种制度来源于金朝，元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民族分化政策。蒙古人为第一等，其中又分为两部分，一是与成吉思汗皇族(属奇颜氏)同出于尼伦的蒙古人；二是被称为迭儿勒勤的蒙古人。
第二等为色目人。据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色目人中包括钦察、唐兀、阿速、图八、康里、畏兀儿、回回、乃蛮、乞失迷儿等31种（《辍耕录》卷1《氏族》，第130页）。书中所载31种色目人中亦有同名重出或异译并存之误。大德八年规定，除汉、高丽、蛮子外，俱系色目人（《元典章》卷49《刑部·女直作贼刺字》十一）。
第三等为汉人，又称“汉儿”、“乞塔”、“札忽歹”。《辍耕录》卷1《氏族》记载汉人有8种，即：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所谓汉人，在元朝有两种含义：一是概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民族；一是指云南、四川两省的人民，这是较早被蒙古统治者征服的地区。
第四等为南人，又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即元朝的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的各族人民。他们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宋境内的各族人民。实际上，汉人、南人中绝大部分都是汉族成分，蒙古统治者为了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根据被征服的先后将其分为汉人和南人两等，利用汉人压制南人。
当时，蒙古人和色目人各约100万人，“汉人”约1000万，南人约6000万。
四等人的政治待遇及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居于统治地位，享有特殊利益的是蒙古人，色目人中的上层分子次之。他们是蒙古统治者的得力助手。汉人属第三等，也只是那些投靠蒙古统治者，为其笼络和利用的官僚地主和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待遇及社会地位仅高于南人而已，而广大劳动人民则与南人同处于被严重压制的地位。南人中，即使被委任为官吏者也是过着苟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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