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儿盖难局
在后来接受斯诺在保安的采访时，毛泽东坦陈在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师并险些遭遇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的挟持的那段时光，是自己最为黑暗的日子。老资格的、曾经被推荐为陈独秀的接班人的、党的六大上合法选出的政治局委员（红一方面军中只有周恩来与其同为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长）、党的创始人中唯一接受过列宁接见的、拥有八万大军的张国焘，成为刚刚从年轻的博古和不通中国国情的李德手中取得兵权的毛泽东面前的一道厚重的高墙。
疲师而来的毛泽东们不得不做出一次次让步。张国焘成了红军总政委，他的属下陈昌浩、周纯全成为中央委员，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一方面军的密码本上缴，军阀习气和机会主义思想浓厚的张国焘开始无视那个有嫌文弱的中央（周恩来性情随和且有病在身、张闻天生性软弱、博古元气未复且年轻气盛、毛泽东不愿意把关系搞僵）做出的那个北上的决定并认为南下四川有利可图。经多次争取无效，并意识到张某人的险恶用心，失望的毛泽东们只好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一无奈的选择简直可以用丢了夫人（杨尚昆夫人周伯钊）又折兵（五军团和九军团）来形容。而且，毛泽东率一三军团不辞而别北上，还被张国焘、李特等污辱为“逃跑”。
但后来在哈达铺发现的陕北有红军活动的消息大大地证明了毛泽东们的英明。而挺进陕北并接近抗日前沿的说词显然与已经越来越高涨着的全国抗日高潮合拍。另外两个因素也让成功地驱逐了毛博张周后志得意满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大大地失分：一是四方面军经营四川失利，兵力大损，相比于经过了东征西征后大大扩充了的新的第一方面军而发言权大折；二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极力协调一四方面军的矛盾并呼吁会师后的二四方面军北上。
西路军的惨败让张国焘与毛泽东进行竞争的资本大伤。作为会宁会师前后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行动，张国焘的二个军渡过黄河后因国民党军的分割而使之逐渐成为孤军。这支拥有二万一千人且包括了原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董振堂为军长）、在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下的西路军在以后的作战中被拥有骑兵之利的马家军击败甚至基本上歼灭。徐陈化装逃脱，董振堂牺牲，只有李先念率几百人到达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而得保全。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当年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在后来对他进行的政治斗争中，他的威望大伤。极度失意的他最后选择了叛逃，这一作法使得他与后来的王明、林彪一样不再有被“平反”的一天。
就这样，毛泽东再次以他的能“忍”渡过了危机，又以他强大的别开生面的能力而挣脱了对手的竞争。
四、王明挑战
同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委派和蒋介石的邀请而“从天而降”的王明甫一踏上延安的地面，就希望从毛泽东尚未稳定的阵营中分出大大的一杯羹。借着他的特殊身份，他也确实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成为党内不分高下的五大书记（张闻天、毛泽东、王明、任弼石、康生）之一和与延安中曲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长江局书记并得到了如周恩来、朱德、博古等许多人的支持的人志得意满，甚至在武汉做出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文章的举动。
与这位钦差大臣的认识分歧一度让党内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王明直接导致了新四军发展中的畏首畏尾。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则暂时处于守势。
毛泽东的观望和不时的辩论终于收到效果。在武汉的行动有许多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使得王明的统战之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而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来的有利于毛泽东而不利于王明的共产国际指示让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遭遇打击。
王明留在了延安且越来越遭遇了整风的扫荡。他曾经主持的长江局撤销并分化为中原局、南方局和东南局。刘少奇、周恩来、项英三人分沾了他曾经的权力。
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和苏德战争的胶着两大背景下，延安整风开始越来越指名道姓的对王明的清算。五十岁的毛泽东成为党内负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王明在随后虽一直是中共党史的评论者，但已经不再对毛泽东构成政治上的威胁。
对王明的竞争，毛泽东再次使用了等一等、看一看、动一动的策略，并因了外界环境和路线实效性的影响而建立起胜势。
五、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心情坏到了极点。
蒋介石是不是会投降日本人这一点判断曾经让毛泽东迟迟不能做出对路的决断。如果蒋要投降，共产党军队绝对不可以放任，主动出击歼灭其有生力量是必须的，于是他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准备十五万机动兵力备用。可蒋要降日，则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包围就可能顺利地通过某些日占的铁路和河流的这一显性指标，又让毛泽东为之困惑。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可谓威风八面，日本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在拉他，他在左右逢源中希望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和军事收获。即使是日、美、苏的判断也不准确，何况一直不能掌握第一手信息而只是根据外显的迹象进行判断的毛泽东呢。
只是汪精卫一派的投降反而让毛泽东放下心来。他开始放弃了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强硬对策而寄希望皓电和齐电只是吓一吓。他相对较为从容地开始处理新四军军部的北上问题。项英也开始因为毛泽东的犹豫不定而继续拖延。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境中，他认可了刘少奇的苏北攻韩并因此而更加激怒蒋介石和顾祝同。
可当毛泽东发现自己的判断可能失误而蒋介石即使不降日也愿意与日本人保持不一定的默契以腾出手来对时限过后“违反军令”的新四军施以重击时，他的着急心情不可言表。他发电要求项英迅速组织北上，并开始侥幸项英们能够选择到一条安全地北上之路。
当新四军军部期望先南下再东下然后达到北上目标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七个师的包围之中。“护送”迅速变成了“围剿”，九千男儿被来了一次从战法上看更象共产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聚歼。
新四军军部及六个团成建制的被消灭让惊魂未定的毛泽东怒不可遏怒发冲冠，他甚至要求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和八路军包围韩德勤予以报复。在蒋介石下达解散新四军命令之年单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的作法也似决裂行动。
但是，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又开始认为取政治上进攻的方式更为有利和有成算。配合着国际国内一片骂声，共产党参议员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举动让蒋介石大为尴尬。而后日本人对汤恩伯部的进攻则更加让他脸上无光。
失去了一个操作不利的项英和江南八千壮士（有一千多人突围）而得到了一支在江北更加壮大和整备的新四军，毛泽东有得有失。江南支点被夺使得后来的国共对垒的主战场主要是在江北，陈刘主持新四军军各让毛泽东的抗日策略得到更坚决的贯彻。
蒋介石也终于吐口“不会再有剿灭友军之军事”，十二条抗议虽然没有实现，也终于算是打退了敌人的反共高潮。毛泽东从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自己的判断和指挥失误而负出的重大损失中抬起头来，得到了党内同事们的支持而不是怀疑，这也让他的自责减少而开始走出与国民党破裂的双败危险。
如果说皖南事变前毛泽东还有若干可以商榷的决策，则之后他采取的政治上反击的作法则肯定是绝对的英明。试想，如果坚持以牙还牙，最高兴的应该是日本人，且国共之间的名义上的合作关系再也无法修复，且在国际国内，共产党人得到的同情也将淡化。更为紧要的是，纵使是日本人坐山观虎斗，当时分散各地且以打游击为主要作战逻辑的共产党军队也没有战胜蒋介石的把握。
皖南事变大大地让毛泽东尴尬了一把。不过，后来归蒋介石尴尬了。毛泽东虽然损失了八千壮士，可在势上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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