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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中国人民将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前夕酝酿产生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开始思考如何处理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的。新中国“外交方针政策的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间”，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毛泽东用形象化的语言所阐释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以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可以使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态度非常明确：新中国将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布“废除卖国条约”，宣布对于旧中国“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这里，自然也包括“割”、“租”香港的中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正是在“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营造新中国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的原则指导下，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香港问题的特殊政策也开始有了“腹案”，即后来所归纳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据周恩来1951年回忆：“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这是一项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超越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的“现实主义”的战略决策。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放弃对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香港的主权要求，坚持彻底洗刷殖民主义的耻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的立场和奋斗目标，在这一点上，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的动摇和妥协”；但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在具体解决香港问题时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要“谨慎从事”，要避免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从“单纯的革命热情”出发“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国内、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一揽子”地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时，“暂时维持现状不变”。1949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曾经非常透彻地阐释了这一战略决策的思想背景：“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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