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蜀国早期之所以人才称盛,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为时代所然和社会状况所以然。从东汉后期开始,作为两汉思想理论的经学已经悄然向玄学转化,陷入章句之学的儒家学说,与急剧变化的社会出现了不协调,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都不得不对儒学进行深刻的反思。儒家所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治理乱世,忠、孝的观念已经不起太大作用,之乎者也敌不过刀枪箭镝,儒学大师绝无仅有,难成气候,无法支撑将倾之大厦。玄学便应运而兴,老庄道家学说取代了儒学。佛教此时又顺应混乱社会的需求,广为传播,进一步冲击儒学。这种背景之下,人才标准和选官制度发生巨大变化,原来的征辟察举早已名不符实,“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现象相当突出和普遍,法家学说因此受到重视。《三国志》卷十六记杜恕谈当时风气:“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曹操便前后四次颁《求贤令》,强调“惟才是举”。乱世出英雄,一生戎马倥偬打基础坐天下的领袖,用人的标准不会讲求出身是否显贵,首要是看实际才能和实践功绩,与刘邦的用人之道如出一辙。刘备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并确实加以实践。
多次,当时的人才标准和选官方式正从基础于清谈、清议的征辟察举向九品中正制和后来的门阀世族制变化,各方面尚未完善,不成系统,正是下层士族和非士族出身者争取提升社会地位的大好时机,所以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刘备与曹操、孙权等当时纵横驰骋天下的英雄一样,深明此理,网罗了大量人才,成就了政权基业。时势造英雄,时势出人才,这实际上是与社会形势紧密相联的,也是蜀汉早期人才得以称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是刘备个人求才重能尊贤礼士的结果。《三国志·先主传》及注中对此多处提及:“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杰,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刘备领徐州牧时为吕布所败,依附曹操,“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从曹公还许,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随之与曹操为敌,南附刘表,“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入蜀之前,“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纳,尽期殷勤之欢”。“先主入益州”,刘璋使其讨伐汉中张鲁,“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刘备随即击刘璋,“璋出降,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诸如此类,难以尽书。刘备自己便说:“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史家习凿齿说得更具体:“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夫!”这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往往还比其他因素更突出更重要更得人心。
蜀国中期人才由盛转衰的变化
蜀国早期的人才可谓盛矣,但是他们几乎都是益州之外的人士,也即归属上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两个地区集团,而在益州没有根基。这些人的籍贯相当分散,可说是五湖四海聚集的团体。入蜀之前,跟随刘备四处征战,几乎与家乡脱离了关系,失去了宗族、土地、财产、臣仆等优越条件,基本上是一介独身,入蜀靠的是自己的能力、才干以及上下左右的关系,所以他们特别注重身份地位。正是这种原因,造成蜀汉人才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形成规律性的结果,逐渐由盛转衰。其中原因很多,也较为复杂。
当初,刘备于建安十九年攻入成都,在益州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其集团内各层次人士便开始考虑个人利益问题,但因刚刚立足,尚待稳定,“分成”举措暂未提及。至建安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诸葛亮对大家的内心想法是十分清楚的,若不以此笼络凝聚人心,给予相应的优渥,将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因而用东汉耿纯劝世祖即帝位的话进奉刘备:“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并以此进一步明确提出:“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可见,在其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以功任官封爵是他们遂愿的最好方式(诸葛亮传)。但是子孙可以袭继官爵,却不一定能够秉承先人的才智能力,因而也就无法保证人才继续称盛。
随从刘备征战外来居蜀者,难以在异乡即时积蓄起太多的土地、财产和庄户佃农,作为兴业的基础。诸葛亮在蜀国文武群臣中位高势显,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自己向后主申报的财产是:“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诸葛亮传》)其他倚为左右的文武亦是如此,只在特定情况下才有一次性赏赐:“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锦千疋,其余颁赐各有差。”此后不见有类似的大规模赏赐[1](《张飞传》)。关于不动产的大量赏赐或占有,几乎没有记载,偶而有此情况,也遭到激烈反对:“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赵)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1](《云别传》)显然,当时这些人在蜀国难以成为强宗豪族,所以特别强调只有回到故乡本土才是可能的。基础根业不牢固,加上囿于当时的教育体制和选官制度,而且“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地促民少,人才自然难以相继。从后来门阀士族定型时益州著名者寥寥,亦可反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