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统治、沦陷、经济衰退，以至严重流行疫症的肆虐，都未能削弱香港的拼搏精神。现时香港的经济发展蓬勃，令人欣羡，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地位更形巩固。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午夜，英国国旗和香港旗最后一次在香港降下，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随即升起，香港的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
香港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统治后回归祖国，在“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居民原有的权利、自由和生活方式维持不变。一九八四年年底时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规定香港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权利和自由在一九九七年后维持50年不变。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关系日趋密切，不但商业联系频繁，政府之间的接触以至居民的往来也很普遍。这种密切关系源自两地文化、地理位置，以及一段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历史渊源。
考古发现
香港考古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根据沿海多处地点出土的古代人类活动遗迹，证明本港历史可远溯至六千多年前。有关这段史前史的考证，学术界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考古学角度来说，香港只是华南文化领域的一小部分，而学者对这个广阔领域所知仍属有限。
有人认为，本地史前文化是受到华北或东南亚地区文化入侵演变而成的。不过，愈来愈多学者相信，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在本土逐渐形成，并没有受到外来文化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公元前四千年以后的最早期文化，无疑要顾及环境转变的因素。其间海平面由低于目前水平100米之处不断上升，淹没沿岸的广阔平原，形成今天的海岸线和环境生态。在该地区生活的人必须适应环境，否则便遭湮没。
考古发掘主要发现两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青铜器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出现，这是香港史前最后一个阶段。虽然当时没有广泛使用青铜器，但香港考古遗址曾有刀、箭镞和戈等精巧青铜兵器出土，也发掘到鱼和空銎斧等青铜工具。在赤角过路湾、大屿山东湾和沙螺湾，以及南丫岛大湾和沙埔村出土的青铜器石范，足可证明青铜器在本港铸造。
青铜器时代陶器的几何印纹，大部分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的几何图案一脉相承，但其中的“双F”夔纹则是这时期区内特有的纹饰。
早期中国文献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为“越人”。因此，很可能至少有部分本港史前先民是“百越人”(各类越人的统称)。
一九九七年马湾东湾仔北遗址发现的一处史前墓地，为研究香港史前人类的族属提供了新资料。该处共发现20座史前墓葬，15座有人类骸骨，当中七座的人骨保存得较完整。研究显示，这些史前先民属亚洲蒙古人种，并有热带地区种族的特征。
一九九九年在西贡蚝涌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加工场，是本港另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该处占地约200平方米，四周遍布多件石环心、石片、打制石器如蚝锄、雕刻工具，以及锛、环及等磨制器物。这些文物为研究香港新石器时代先民的石器制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零零一年十月至二零零二年九月期间，古物古迹办事处联同内地陕西省、河北省、河南省和广州市的考古研究所，组成本港历来最庞大的考古队伍，对西贡沙下遗址进行抢救发掘，避免公路建设工程破坏考古遗产。这次发掘有重大收获，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丰富的文物，出土大量遗物和遗迹，不但进一步完善了香港考古学文化的编年，还提供了追溯珠江三角洲史前社会与聚落形态的重要线索。
在大屿山石壁、西洲、蒲台岛、长洲、东龙洲、港岛大浪湾和黄竹坑等地区发现的石刻，相信也是这些先民刻成的。石刻以几何图案为主，是有趣的考古发现。
秦(公元前二二一至二零七年)汉(公元前二零六年至公元二二零年)时期，朝廷挥军南征，平定岭南，南迁的汉人不断增加，对原居民产生种种影响。这段动荡的历史可从本港出土的汉代钱币得到证明。不过，最重要的遗迹，当然是一九五五年在深水李郑屋发现的完整砖室墓。这座古墓随葬典型汉代的明器，可推定为东汉初期至中期的古迹。最近在大屿山白芒、西洲、马湾东湾仔及屯门扫管笏进行的抢救发掘工作，均在文化层出土各类汉代陶瓷器皿、铁器和大量铜钱。此外，在旺角渠务工程地盘也发现四个陶罐。
汉代以后的考古遗迹至今所知甚少，最近有关本港各海滩常见的圆拱型灰的研究工作，正好帮助了解唐代(公元六一八至九零七年)本港居民生活的一面。石灰是当时很有价值的商品，可用来填塞木罅、保护木船免受海洋微生物蛀蚀、为容器防漏、中和农田的酸性土壤，又可用于建屋、制盐等，在当时显然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
公元十三世纪，元兵南下，结束宋室统治。香港与这段历史渊源深厚。已迁往九龙旧香港国际机场入口附近的宋王台石刻，大庙湾天后庙的宋代石刻，石壁、米埔和奇力岛出土的宋代窖藏钱币，以及在大屿山稔树湾、石壁和元朗鳌石等多处发掘到的宋代青瓷，都是这个时期的文物。
近期的考古工作有助研究明代(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和清代(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期间的本港历史。研究工作包括分析近年在大屿山竹篙湾出土的大量明代青花瓷器。研究结果显示，这类瓷器制作非常精巧，是输往东南亚和西方国家宫廷的外销瓷器，在公元十六世纪初期制成。二零零一年竹篙湾遗址出土了更多明代的遗迹，其中包括具特色的明代建筑和居住遗迹。从大埔碗遗址的考古调查中，发现工可能早至明代初期已开始制造青花瓷器。瓷器工业一直维持至二十世纪初，共有五百年之久。二零零零年在扫管笏遗址进行抢救发掘时，发现了一个明代墓葬区，共有墓葬三十多座，陪葬品包括陶瓷器、铜钱和铁器等，对研究明代本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新资料。
东龙洲清代炮台的发掘，使市民可以了解炮台的内部结构，以及清末屯兵香港的军人使用的日常用品。九龙寨城的考古勘查，发现寨城的城门遗迹和南门上两块刻有“南门”和“九龙寨城”字样的石碑。
租借新界
中英两国对前订条约的诠释各执一词，最后引发第二次中英战争(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战争的导火线为中国水师登上英艇“亚罗号”(这艘船船身为西式设计，配备中式索具)搜捕海盗，因而发生冲突。结果两国于一八五八年签订《天津条约》，英国可派遣外交代表到中国，战事暂时结束。第一任使节为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鲁司爵士，他奉命前往北京呈递国书，但途经大沽突遭炮轰，战火遂于一八五九年再起，到一八六零年始告平息。
从本港早期照片所见，参与第二次远征的英军曾在九龙结营。英军发现当地环境适宜，拟保留九龙半岛驻防，经英国驻广州领事白加士爵士与两广总督交涉后，获得九龙半岛南端(北至界限街)连同昂船洲的租借权。一八六零年，战争结束，订立《北京条约》，九龙半岛正式割让予英国。
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结束后，德、法、俄三国曾为中国说项，欧洲各国和日本之后相继向中国要求租借土地。其后，局势紧张，英国认为如要防卫香港，则须取得邻近土地的控制权。
根据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在北京签订的条约，中国同意把九龙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地域，以及235个岛屿，租借给英国，为期99年。英国此举仅在针对法俄两国，而非对付中国。中国军舰仍有权使用九龙城的码头，中国仍然保留该处的行政权，“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英女皇会同枢密院议决撤销这项条款，由英国单方面接管九龙城。在此之前，英国人已于一八九九年四月接管新界。接管初期，尚有零星反抗，但后来终告停止。新界遂成为香港的一部分，但与市区分开管理。
初期发展
香港开埠初期，发展并不顺利，不良分子麇集，罪行猖獗，热病和台风威胁居民的生命财产，不过仍然有很多华人移居这个由外人统治的小岛。一八五一年，香港有人口32983人(华人有31463人，占总人口的95%)；一九三一年，人口增至878947人(华人有859425人，占总人口的97.8%)。
香港的华人只求不受干扰，故在港英政府的开明统治下，均能安居乐业。香港渐渐成为中国移民的聚居地，以及与海外华侨通商的中心。使用本港港口的远洋船，在一八六零年有2889艘，一九三九年增至23881艘。香港主要与中国通商，故不得不顺应中国习惯，于一八六二年采用银元制。中国于一九三五年放弃银元本位，香港也随之改变币制。
香港政制采取英国海外属土常用的模式，总督由英廷任命，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由政府委任，大多数为官守议员。立法局第一批非官守议员在一八五零年委出，至一八八零年才有华人议员(新加坡出生的律师伍才(又名伍廷芳))。一八九六年行政局开始有非官守议员，而首位华人议员(周寿臣爵士)则于一九二六年委出。长期以来，香港总商会和非官守太平绅士这两个选举团体，均有权各自提名一人为立法局议员，但这项安排已于一九七二年终止。
在港居留的英国人曾数度力促成立自治政府，但英廷一直不予首肯，称香港华人占多数，难以由少数欧籍人士统治。一八八三年政府成立卫生局，并由一八八七年开始以选举方式选出部分成员。卫生局其后于一九三六年改组为市政局。
最初香港政府有意从内地借调官员管理华人，但这种并行的政制从未认真施行。由于罪案日多，这个制度终于在一八六五年废除，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取代。是年英廷大幅修订香港总督的训令，规定“任何法例若对亚非裔人士有所禁制，而欧籍人士则不受其限者”，总督均不得批准施行。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把香港发展为开放营商贸易之地，一切秉公办理。
香港开埠以后，公用事业相继开办，计有一八六一年成立的香港中华煤气公司、一八八五年的山顶缆车公司、一八八九年的香港电灯公司、一九零三年的中华电力公司、一九零四年的电车公司等。至于九广铁路，则在一九一零年建成。自一八五一年起，香港陆续进行填海工程，较重要的是一九零四年完成的中环填海工程，以及在一九二一至二九年间进行的湾仔填海工程。现在的遮打道、干诺道和德辅道都是在中环填海之后辟建而成的。
一八四七年，香港政府推行公立学校教育制度，补助中文学校的经费。一八七三年，主要由教会营办的学校也纳入政府补助计划内。中国医学院在一八八七年成立，当时有两名学生，其中一人是孙中山先生。该学院在一九一一年扩展成为香港大学，开设文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
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后，中国长期动荡不安，很多华人来港避乱。中国虽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未能藉《凡尔赛和平条约》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加以战后国民党推行急进政策，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高涨，动荡局面一直持续。
中国当局力争废除外国凭借条约取得的一切特权，并因此而抵制外国货。不安的局势延及香港，一九二二年发生海员罢工事件，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间在广州发生的事件更演变为省港大罢工。风潮虽然逐渐平息，但香港居民的生活已大受打击。当时，英国在中国境内拥有的外资利益最多，因而成为排外运动的主要目标，但反日情绪不久便取而代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条款。一九三一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并企图吞并华北省份，终于导致一九三七年爆发中日战争。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大批难民涌入香港。估计在一九三七年抵港的难民约有十万人，一九三八年有50万人，一九三九年则有15万人，使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人口增至160万人。难民抵港人数最多时，估计有50万人流离失所，露宿街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空袭珍珠港的美国军舰，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同一时间(香港时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进攻香港。日军取道中国大陆出师，英军被迫撤离新界和九龙，退守港岛。当时守军包括香港义勇军，苦战一周后，因众寡悬殊，难扭劣势，终在圣诞日投降。
日本占领香港三年八个月。沦陷时期，贸易停顿，货币贬值，粮运不继，政府服务和公用事业受到严重影响。不少港人避居中立的葡属澳门，澳门政府也尽量收容。日治末期，为解决粮荒，日本人驱逐大批居民离境。
本港居民虽然备受压迫，但大部分仍拥护同盟国阵线。中国游击队在新界四出活动，逃匿的盟军人员也得到村民掩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来，沦陷期间被囚赤柱监狱的布政司詹森(后获封爵士)随即组织临时政府。八月三十日，海军少将夏悫爵士率领英国太平洋舰队抵港，成立临时军政府。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总督杨慕琦爵士回任，香港正式恢复民政统治。
战后发展
战时，不少华籍居民返回内地。日本投降后，他们纷纷回港，每月几达十万人之多。香港人口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原已减至约60万人，但在一九四七年年底却激增至180万人左右。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间，中国爆发内战，自国民党政府开始遭共产党挫败之时起，有很多人从内地涌入香港，人数之多，破了历来的记录。一九四九至五零年春，有数十万人移居香港，他们主要来自广东省、上海和其他商业重镇。一九五零年年中，全港人口估计已增至220万人；此后更不断增加，一九七零年有400万人，一九八零年有500万人，一九九零年更直迫600万人，目前则已接近700万人。
韩战期间，联合国对中国实施禁运，本港经济一度停滞不前。其后，由于人口激增，香港不能单靠港口来维持繁荣，于是开始发展工业。随纺织厂相继设立，香港的制造业开始兴起。纺织厂逐渐增加其产品种类，至六十年代，已扩展至生产人造纤维和成衣，所输出的纺织品和成衣，占本地产品出口总值约一半。
虽然香港的经济在过去20年逐渐转为以服务业为主，但纺织品和成衣现时仍占本地产品出口总值逾五成。电子制品、化学产品和珠宝首饰也是本港的主要出口产品。
经历多年，制造业的生产重点逐渐由当年简单而劳工密集的产品，转移至今天精密先进的高增值产品。工业家看准珠江三角洲丰富的土地和人力资源，把生产基地跨越边界向北扩展，营运总部则仍然留在香港。这种经营模式有助推动区内经济发展，让香港蜕变成一个服务中心。
一九六六年，内地发生文化大革命，香港局势日趋紧张；一九六七年更发生连串社会骚乱，使本港居民的生活全面受到影响，经济也暂时陷于瘫痪。幸而骚乱事件在该年年底受到控制，本港得以继续平稳发展。
香港继续发展转口港业务，与内地的贸易增长尤为迅速。此外，香港的旅游业日益蓬勃，交通也大为改善。在地理环境上，香港是内地的天然门户，每年从香港程或过境进入内地的旅客愈来愈多。
为配合各项发展，政府致力改善和增建基础设施。四通八达的道路和铁路，以及一流的港口和机场设施，使香港成为现代化都会。新建的公路，令往来偏远地区的交通大为改善，铁路网络也陆续伸展。位于赤角的国际机场更已于一九九八年落成用。
目前，香港约有47％人口住在新界区的新市镇，纾缓了港岛和九龙可开发土地不足的情况。正进行和计划中的工程将继续刺激经济，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
香港经济基础日趋稳固，政府能够逐渐增加房屋、教育、社会福利和医疗方面的开支，由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的911亿元增至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预算的1,448亿元。
一九五三年圣诞节，本港木屋区发生大火，约53000名居民在一夜间痛失家园。政府急需安置灾民，于是展开了公营房屋计划。时至今日，本港已有周全的公营房屋计划，提供各类具独立设施的租住公屋和自置居所计划单位。
政府资助房屋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援助不能负担租住私人居所的低收入家庭。香港房屋委员会的基本责任，是兴建租住公屋单位，让有需要的家庭入住适当而负担得起的房屋，并协助政府维持公屋平均轮候时间于三年左右。
在知识型和全球化经济下，政府在教育方面投放大量资源，以加强香港的竞争力。目前，政府提供免费的小学和初中学额，不足15岁的儿童均须入学。由于政府的政策是要确保学生不会因经济状况欠佳而失学，因此高中和专上教育也由政府提供巨额资助。
目前，所有在官立和资助类别学校就读的中三学生，若有能力又希望继续升学，都可以接受资助中四教育或职业训练。
过去十年，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推行社会福利工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社会福利开支由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的131.96亿元，增至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的343.18亿元。同时，社会服务也由昔日的济急扶危发展为今天的全面多元化服务。
香港的公营和私营医护机构共同为市民提供全面而高水平的医护服务。因此，香港的主要健康指标，例如出生时预期寿命和婴儿夭折率，均达到世界最佳水平。此外，社会经济状况、教育、房屋、卫生和膳食得到改善，以及政府实施了全面的儿童防疫注射计划，也是健康指标高的主要原因。香港对脊髓灰质炎十分警觉，防疫注射率又高，因此于二零零零年获认证已根除这病症。
香港的医护制度不断演变，以配合市民需求和社会情况的转变。举例来说，卫生署已由提供基层医护服务，逐渐改为担当倡导健康的角色，一方面继续担任卫生及相关的规管事宜的主管当局，另一方面则重提供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的医护服务。该署最近更推行子宫颈普查计划、反吸烟运动，以及有关爱滋病病毒／爱滋病的持续预防和保健计划。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在二零零三年肆虐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公共卫生架构。卫生署辖下的卫生防护中心在二零零四年六月成立，是一个重要里程碑。该中心的使命是与本港市民、内地机关、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外国机构合作，通过加强传染病监测系统和应变能力，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本港各种疾病。
当局制定完备的劳工法例，为受雇者提供福利、保障和雇员补偿，并照顾他们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此外，又提供免费就业服务，帮助求职者寻找工作，也协助雇主招聘员工。雇员再培训局为失业和行将失业人士提供优质的再培训课程和服务，按照雇主和香港经济的需要，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增加他们受聘的机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