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民没有被吓倒，他们在呼喊，在战斗。
继笕桥空战取得６比０大捷之后，在沪、宁保卫战中，中国空军一个多月内连续击落日机６０余架，使侵略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效地遏制了日本空军的嚣张气焰。１９３８年春天，中国空军的勇士们再接再厉，在武汉上空驱云逐雾，再次让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取得了令国人引以为豪的战绩。
苏联空军雪中送炭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杭州相继陷落，中国守军被迫后撤，日军乘势直逼南京，华东地区的形势越来越对中国军队不利。此时，英、美等国不仅坐视不救，反而企图同日本妥协。最后，还是社会主义的苏联首先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
早在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蒋介石考虑到一旦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将难以从海上获取外援，因而私下派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赴苏，同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斯托莫里雅科夫密谈，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从苏联获得军事援助。之后，蒋介石又多次派人同苏联方面接触。苏联从自身防卫的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
１９３７年４月，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已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５０００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方面却没有回音。
直到“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才感到形势严峻。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０日，蒋介石致电驻苏大使蒋廷黻： “沈德燮处长想已到莫（斯科），请兄介绍其与俄政府洽商飞机交涉，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２００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１００架。”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１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从苏联的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的航线通航。１０月下旬，第一批苏联志愿航空队先后到华。第一批共有空、地勤人员２５４名，分别组成以基达林斯基领导的轰炸机大队和库尔丘莫夫为首的战斗机大队。途经凉州时，库尔丘莫夫不幸因飞机失事殉职，普罗科菲耶夫接替指挥战斗机大队。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４个大队。
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成员采取轮换形式，先后在华参战的有２０００多人，像日加列夫、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波雷宁、特霍尔、赫留金、布拉戈维申斯基等著名空军将领都曾来华与日军作战。
苏联的援助，对中国空军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当时，中国空军的飞机在淞沪会战中几乎拼光，急需补充。本来中国空军已向欧美国家订购了３６３架飞机，但到１９３８年４月仅得到８５架，其中还有１３架未装好。而在这关键时刻，苏联的大批飞机却源源不断运进中国。到１９３８年２月止，苏联出售给中国的飞机为２３２架，合２２５４万美元。其中战斗机１５６架，轻轰炸机６２架，重轰炸机６架，教练机８架。
得到苏联援助的中国空军实力大增，到１９３８年２月，共有作战飞机３９０架。其中，驱逐机２３０架，轰炸机１６０架。
中国空军装备的驱逐机大部分是苏联援助的И－１５和И－１６。И－１５为双翼驱逐机，转弯半径小，机动灵活，但航速较慢。И－１６是单翼驱逐机，航速达到每小时４８０公里，但机动性差。两种驱逐机都装有４挺“司卡斯”高射速机枪，这种机枪每分钟可发射１８００发子弹。
空战时，通常И－１５和И－１６联手迎敌
，一般是И－１５与敌机缠斗，И－１６从高空俯冲，追歼逃敌。
中苏空军联袂作战，士气大振，使日本陆、海军飞机损失剧增，日本航空队被迫将基地后撤５００公里。
１９３８年３月，为了充分发挥空军的威力，配合陆军作战，中国空军在南昌设第１路司令部，协同第３、第５战区作战；在广州设第２路司令部，协同第４战区作战；在西安设第３路司令部，协同湖北、四川以北地区的中国军队作战。张廷孟、刘牧群、田曦分任各路司令。
航空委员会不久也进行了调整。周至柔调任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钱大钧接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毛邦初任军令厅厅长，黄光锐任军政厅厅长，黄秉衡任总务厅厅长，黄镇球任防空厅厅长，简朴任政治部主任。此外，航委会特务团扩充为特务旅，万用霖任少将旅长。航委会机关初设汉口，后移衡阳，再迁贵阳。
调整后的中国空军更加精干。此后不久，中苏空军勇士在武汉上空并肩作战，给予日本侵略者迎头痛击，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
１２分钟击落１２架敌机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失陷，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一些机关仍留在武汉。作为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抗战物资集散地的武汉三镇，这时已成为日本侵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
侵华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得意忘形，更加肆无忌惮，拟制了一个进一步溯江西犯攻占武汉三镇的作战计划。在他们调集大军向徐州进攻的同时，日军航空兵开始了对武汉的空中轰炸袭击，企图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机构、军工生产基地、空军机场等，以瘫痪中国军队的交通运输，为日军地面部队大举进攻武汉创造条件。
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８日，武汉地区晴空少云，宽阔的长江上空空气清冷，江面上风平浪静，舟楫稀疏。地处中原地区的武汉市，虽然离当时的抗日前线还有几百公里，但这年的春节，当地老百姓根本没有心思过。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地靠近武汉进行侦察骚扰，空袭警报声不绝于耳，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武汉三镇。武汉军民也在加紧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准备。
就在这一天，日军开始了对武汉的大规模空中袭击。中午１２时许，日军的２６架战斗机和１２架轰炸机，在安徽和江西的交界处会合后，摆着长蛇阵直扑武汉。
日军用于这次空袭的轰炸机和战斗机，都是刚刚装备部队不久的新式飞机，其中九六式战斗机１９３６年才正式投产。该机长７．７１米，翼展１１米，乘员１人，最大时速４０９公里，最大航程１３１１公里，机上装有两挺口径为７．７毫米的机枪，并可携带两枚小型炸弹。
敌机来袭的消息迅速传到设在汉口机场的中国空军第４大队指挥所，大队长李桂丹急令第４大队所属的第２１、２２和２３三个中队，立即全部起飞，迎战日机。
尽管这已不是第一次出战，但李桂丹此时此刻心情仍很激动，他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自己的同乡、好友，第４大队前任队长高志航惨死在日军轰炸之下的悲壮情景。
第４大队组建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５日，原驻扎在河南周家口机场，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４日，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开赴华东抗日前线。同一天，第４大队在杭州首次与日机交战，就取得６比０的战绩。此后，第４大队越战越勇，又连续击落几十架日机。不幸的是，１１月２１日，高志航大队长正准备率领转场至周家口机场的第４大队起飞迎敌时，一群日军攻击机突然飞临机场上空。罪恶的弹片射进高志航的身躯，鲜血染红了座舱。高志航英勇献身，牺牲时，他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
高志航牺牲后， 李桂丹接任第４大队大队长的职务，他把第４大队改名为“志航大队”，立志要为死去的同乡、战友报仇。
机会终于来了。
１２时４５分，第２１中队的１０架И－１６驱逐机首先从汉口机场起飞。接着，李桂丹率领第２２中队的１１架И－１５驱逐机跟随起飞。与此同时，第２３中队８架И－１５驱逐机也从湖北孝感机场起飞。
然而日机来得太快，第４大队刚在汉口上空集合，尚未编好队，大批日机已逼近武汉上空。平方位为武汉东南，高度约４０００米。李大队长当机立断，指挥战机立即投入战斗。第２２、第２３中队担任主攻，第２１中队负责掩护。顷刻之间，一场激烈的空战打响了。
中国空军使用的И－１５和И－１６驱逐机是清一色苏制装备，与日军的九六式战斗机相比，各有千秋。И－１５和И－１６的火力要比九六式强，И－１６的速度也超过了九六式，但И－１５和И－１６的机动性要稍逊于九六式。
第４大队的空中勇士们驾驶战机，以一个军人对国家和民族安危的责任感，勇敢地冲入敌阵。
第２１中队的董明德、杨弧帆、柳哲生、刘宗武组成的４机编队首先咬住一架日本九六式战斗机。４个人驾机互相掩护，协同作战，一阵穷追猛打将其击落。柳哲生协同战友首开纪录后，随即又发现多架日机正在跟踪中国空军的飞机编队，情况万分危急。他毫不犹豫地一个急转弯，调转机头，加大油门，咬住其中一架日机，一阵猛射，把这架日机打得凌空爆炸。这时，他的另外３名战友又各有所获，一人又击落一架日机。
在第２１中队与日机缠斗的同时，第２２中队的И－１５机群也与１２架日军飞机遭遇。６架日机从尾后咬住了第２２中队的前６架飞机，另外６架日机咬住了后面的５架飞机。这时候，日机不仅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在战术位置上也居主动地位。
面对不利的形势，大队长李桂丹沉着冷静，指挥第２２中队与日机周旋。他们凭借И－１５的火力优势与日机展开空中格斗。一两个回合后，就形成了单机混战的态势。中队长刘志汉首先击落一架日机。其他飞行员也英勇作战，或智取或强攻，相继击落日机４架。
从孝感机场起飞的第２３中队的８架И－１５驱逐机编队在索敌时，发现多架日机正向第２２中队的飞机进行攻击，中队长吕基淳当即率机群向日机猛扑过去。一番混战，２３中队也击落２架日机。
这是一场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空战，双方几十架飞机混战在武汉上空。从高度５０００米到几百米，上下翻飞，相互追逐缠斗。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枪炮声、爆炸声交织在一起，空中硝烟翧E翧E。一架架日机拖着浓烟坠入田野、江中，一顶顶降落伞摇晃着从空中飘落到地面。
整个空战历时１２分钟，第４大队击落日机正好是１２架，真是奇妙的巧合。
然而，这一胜利来之不易，第４大队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大队长李桂丹在掩护战友攻击日机时，不幸被一架从后面偷偷摸过来的日机击中，当场阵亡。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４人也血洒长空，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飞行员张光明的飞机被日机击中２９处，自己身负重伤，但仍以顽强的毅力驾机返回机场。
１２分钟击落１２架日机的胜利喜讯迅速传遍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百万军民无不欢呼雀跃。 ２月２１日，武汉各界民众万余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 中共中央和驻武汉的第１８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董必武、叶剑英等出席集会并敬送挽联，上书：“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 胜利可期。“这情真意切的挽联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为民族献身的空军烈士的崇敬和悼念之情。
中苏空军联袂作战，士气大振，使日本陆、海军飞机损失剧增，日本航空队被迫将基地后撤５００公里。
１９３８年３月，为了充分发挥空军的威力，配合陆军作战，中国空军在南昌设第１路司令部，协同第３、第５战区作战；在广州设第２路司令部，协同第４战区作战；在西安设第３路司令部，协同湖北、四川以北地区的中国军队作战。张廷孟、刘牧群、田曦分任各路司令。
航空委员会不久也进行了调整。周至柔调任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钱大钧接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毛邦初任军令厅厅长，黄光锐任军政厅厅长，黄秉衡任总务厅厅长，黄镇球任防空厅厅长，简朴任政治部主任。此外，航委会特务团扩充为特务旅，万用霖任少将旅长。航委会机关初设汉口，后移衡阳，再迁贵阳。
调整后的中国空军更加精干。此后不久，中苏空军勇士在武汉上空并肩作战，给予日本侵略者迎头痛击，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
１２分钟击落１２架敌机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失陷，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一些机关仍留在武汉。作为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抗战物资集散地的武汉三镇，这时已成为日本侵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
侵华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得意忘形，更加肆无忌惮，拟制了一个进一步溯江西犯攻占武汉三镇的作战计划。在他们调集大军向徐州进攻的同时，日军航空兵开始了对武汉的空中轰炸袭击，企图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机构、军工生产基地、空军机场等，以瘫痪中国军队的交通运输，为日军地面部队大举进攻武汉创造条件。
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８日，武汉地区晴空少云，宽阔的长江上空空气清冷，江面上风平浪静，舟楫稀疏。地处中原地区的武汉市，虽然离当时的抗日前线还有几百公里，但这年的春节，当地老百姓根本没有心思过。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地靠近武汉进行侦察骚扰，空袭警报声不绝于耳，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武汉三镇。武汉军民也在加紧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准备。
就在这一天，日军开始了对武汉的大规模空中袭击。中午１２时许，日军的２６架战斗机和１２架轰炸机，在安徽和江西的交界处会合后，摆着长蛇阵直扑武汉。
日军用于这次空袭的轰炸机和战斗机，都是刚刚装备部队不久的新式飞机，其中九六式战斗机１９３６年才正式投产。该机长７．７１米，翼展１１米，乘员１人，最大时速４０９公里，最大航程１３１１公里，机上装有两挺口径为７．７毫米的机枪，并可携带两枚小型炸弹。
敌机来袭的消息迅速传到设在汉口机场的中国空军第４大队指挥所，大队长李桂丹急令第４大队所属的第２１、２２和２３三个中队，立即全部起飞，迎战日机。
尽管这已不是第一次出战，但李桂丹此时此刻心情仍很激动，他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自己的同乡、好友，第４大队前任队长高志航惨死在日军轰炸之下的悲壮情景。
第４大队组建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５日，原驻扎在河南周家口机场，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４日，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开赴华东抗日前线。同一天，第４大队在杭州首次与日机交战，就取得６比０的战绩。此后，第４大队越战越勇，又连续击落几十架日机。不幸的是，１１月２１日，高志航大队长正准备率领转场至周家口机场的第４大队起飞迎敌时，一群日军攻击机突然飞临机场上空。罪恶的弹片射进高志航的身躯，鲜血染红了座舱。高志航英勇献身，牺牲时，他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
高志航牺牲后， 李桂丹接任第４大队大队长的职务，他把第４大队改名为“志航大队”，立志要为死去的同乡、战友报仇。
机会终于来了。
１２时４５分，第２１中队的１０架И－１６驱逐机首先从汉口机场起飞。接着，李桂丹率领第２２中队的１１架И－１５驱逐机跟随起飞。与此同时，第２３中队８架И－１５驱逐机也从湖北孝感机场起飞。
然而日机来得太快，第４大队刚在汉口上空集合，尚未编好队，大批日机已逼近武汉上空。平方位为武汉东南，高度约４０００米。李大队长当机立断，指挥战机立即投入战斗。第２２、第２３中队担任主攻，第２１中队负责掩护。顷刻之间，一场激烈的空战打响了。
中国空军使用的И－１５和И－１６驱逐机是清一色苏制装备，与日军的九六式战斗机相比，各有千秋。И－１５和И－１６的火力要比九六式强，И－１６的速度也超过了九六式，但И－１５和И－１６的机动性要稍逊于九六式。
第４大队的空中勇士们驾驶战机，以一个军人对国家和民族安危的责任感，勇敢地冲入敌阵。
第２１中队的董明德、杨弧帆、柳哲生、刘宗武组成的４机编队首先咬住一架日本九六式战斗机。４个人驾机互相掩护，协同作战，一阵穷追猛打将其击落。柳哲生协同战友首开纪录后，随即又发现多架日机正在跟踪中国空军的飞机编队，情况万分危急。他毫不犹豫地一个急转弯，调转机头，加大油门，咬住其中一架日机，一阵猛射，把这架日机打得凌空爆炸。这时，他的另外３名战友又各有所获，一人又击落一架日机。
在第２１中队与日机缠斗的同时，第２２中队的И－１５机群也与１２架日军飞机遭遇。６架日机从尾后咬住了第２２中队的前６架飞机，另外６架日机咬住了后面的５架飞机。这时候，日机不仅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在战术位置上也居主动地位。
面对不利的形势，大队长李桂丹沉着冷静，指挥第２２中队与日机周旋。他们凭借И－１５的火力优势与日机展开空中格斗。一两个回合后，就形成了单机混战的态势。中队长刘志汉首先击落一架日机。其他飞行员也英勇作战，或智取或强攻，相继击落日机４架。
从孝感机场起飞的第２３中队的８架И－１５驱逐机编队在索敌时，发现多架日机正向第２２中队的飞机进行攻击，中队长吕基淳当即率机群向日机猛扑过去。一番混战，２３中队也击落２架日机。
这是一场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空战，双方几十架飞机混战在武汉上空。从高度５０００米到几百米，上下翻飞，相互追逐缠斗。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枪炮声、爆炸声交织在一起，空中硝烟翧E翧E。一架架日机拖着浓烟坠入田野、江中，一顶顶降落伞摇晃着从空中飘落到地面。
整个空战历时１２分钟，第４大队击落日机正好是１２架，真是奇妙的巧合。
然而，这一胜利来之不易，第４大队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大队长李桂丹在掩护战友攻击日机时，不幸被一架从后面偷偷摸过来的日机击中，当场阵亡。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４人也血洒长空，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飞行员张光明的飞机被日机击中２９处，自己身负重伤，但仍以顽强的毅力驾机返回机场。
１２分钟击落１２架日机的胜利喜讯迅速传遍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百万军民无不欢呼雀跃。 ２月２１日，武汉各界民众万余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 中共中央和驻武汉的第１８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董必武、叶剑英等出席集会并敬送挽联，上书：“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 胜利可期。“这情真意切的挽联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为民族献身的空军烈士的崇敬和悼念之情。
诗一首，以纪念“４·２９”空战，缅怀英烈。诗中写道：“舍身成仁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气。”
战后，在清理被陈怀民撞落的那架日机残骸时，发现了该机驾驶员日本海军二级航空军士高桥宪一的妻子美惠子的照片及美惠子写给日夜思念的丈夫的信，信中充满了凄凉、孤独和对丈夫的缱绻之情。陈怀民的妹妹陈难读完该信后，挥笔写下了《一封致美惠子女士的信》。信中，她愤怒地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侵华战争的滔天罪行，表达了对美惠子的关切之情。这封用血泪写成的信，牵动了亿万人的心弦。武汉各报相继刊登，并被电台译成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香港《读者文摘》把美惠子和陈难的信一起刊出，并介绍她们通信，建立联系。这事轰动了全世界，形成了强大的反法西斯舆论，引起了日军方的极大恐慌。
日军遭到重创后，在１个月内再未敢进犯武汉，直到５月３１日，才又恢复了对武汉的空袭。
５月３１日上午，日本海军第１２航空队的１１架战斗机袭击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正义之剑”大队的２１架И－１５和１０架И－１６立即升空，爬到１５００米高度，作为主力迎敌。与此同时，中国空军第３大队的４架И－１５、第４大队的８架И－１５和６架И－１６也爬上了２４００多米的空中，构成了立体纵深的空战态势。
１２时许，日机窜入武汉上空，见中苏空军已排好迎战队形，急忙掉头回窜。中苏空军勇士岂能放过这一歼敌良机，近５０架驱逐机如猛虎下山一般扑向日军机群，当即击落日机数架。苏联飞行员古班柯在击落一架敌机后，机枪子弹已打光。他不甘撤离战场，遂开足马力，猛地向一架日机撞去，将这架日机的机翼撞断。失去一条“翅膀”的日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向地面。而古班柯却以高超的技术操纵负伤的飞机安然返回。
至此， 中国空军在武汉上空进行的“２·１８”、“４·２９”、“５·３１”３次大空战中，共击落日机４０余架，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取得空前胜利。为了悼念在空战中牺牲的陈怀民等中国空军的英灵，６月５日，国民政府在汉口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那天，武汉三镇万人空巷，人们纷纷涌向会场，默默悼念为中华民族的安危献出生命的烈士。中共中央代表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等亲临会场，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献上花圈和写着“义薄云天”的横幅， 挽联上写的是“捐躯报国”４个大字。
战后，在清理被陈怀民撞落的那架日机残骸时，发现了该机驾驶员日本海军二级航空军士高桥宪一的妻子美惠子的照片及美惠子写给日夜思念的丈夫的信，信中充满了凄凉、孤独和对丈夫的缱绻之情。陈怀民的妹妹陈难读完该信后，挥笔写下了《一封致美惠子女士的信》。信中，她愤怒地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侵华战争的滔天罪行，表达了对美惠子的关切之情。这封用血泪写成的信，牵动了亿万人的心弦。武汉各报相继刊登，并被电台译成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香港《读者文摘》把美惠子和陈难的信一起刊出，并介绍她们通信，建立联系。这事轰动了全世界，形成了强大的反法西斯舆论，引起了日军方的极大恐慌。
日军遭到重创后，在１个月内再未敢进犯武汉，直到５月３１日，才又恢复了对武汉的空袭。
５月３１日上午，日本海军第１２航空队的１１架战斗机袭击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正义之剑”大队的２１架И－１５和１０架И－１６立即升空，爬到１５００米高度，作为主力迎敌。与此同时，中国空军第３大队的４架И－１５、第４大队的８架И－１５和６架И－１６也爬上了２４００多米的空中，构成了立体纵深的空战态势。
１２时许，日机窜入武汉上空，见中苏空军已排好迎战队形，急忙掉头回窜。中苏空军勇士岂能放过这一歼敌良机，近５０架驱逐机如猛虎下山一般扑向日军机群，当即击落日机数架。苏联飞行员古班柯在击落一架敌机后，机枪子弹已打光。他不甘撤离战场，遂开足马力，猛地向一架日机撞去，将这架日机的机翼撞断。失去一条“翅膀”的日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向地面。而古班柯却以高超的技术操纵负伤的飞机安然返回。
至此， 中国空军在武汉上空进行的“２·１８”、“４·２９”、“５·３１”３次大空战中，共击落日机４０余架，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取得空前胜利。为了悼念在空战中牺牲的陈怀民等中国空军的英灵，６月５日，国民政府在汉口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那天，武汉三镇万人空巷，人们纷纷涌向会场，默默悼念为中华民族的安危献出生命的烈士。中共中央代表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等亲临会场，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献上花圈和写着“义薄云天”的横幅， 挽联上写的是“捐躯报国”４个大字。
